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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濒危说话存储和维护

发稿时间: 2021-10-13   来源: yp街机游戏官网

  内容提要:中国的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经历了由少数民族语言学家率先开展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并宣传呼吁,逐渐影响语言文化学术界,并引起政府和社会关注而开展保护行动这样一个渐进过程。

  内容提要:中国的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经历了由少数民族语言学家率先开展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并宣传呼吁,逐渐影响语言文化学术界,并引起政府和社会关注而开展保护行动这样一个渐进过程。其发展历程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2年至2003年,是濒危语言研究的启蒙和探索期;第二阶段从2004年至2014年,是繁荣和转向期;第三阶段从2015年至今,由国家政府为主导,实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后语保时代应充分认识我国语言濒危的现实,切实转向保存和保护的实践,以知识—交际模式记录和保存语料资源;以语言传承和传播为保护目标,开展有效的语言服务。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濒危语言数字博物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4ZDB106)。

  20世纪90年代国际语言学界最令人瞩目的事情就是,在语言学家的努力下,语言濒危这个全球性问题浮出了水面,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的关注、理解和承认。1991年《科学》(Science)杂志第251卷“新闻与评论”栏目发表了《濒危语言》短文,①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关注。1992年美国《语言》(Language)杂志第68卷发表了一组濒危语言问题的笔谈,②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同年八月,第15届世界语言学家代表大会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③将濒危语言列入两大主题之一。④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批准实施《濒临消亡语言红皮书》计划。⑤1999年11月,教科文组织一般大会宣布:从2000年起,每年2月21日为“世界母语日”,⑥旨在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2001年11月,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⑦其《行动计划建议案》确认了“保护人类语言遗产,鼓励用尽可能多的语言表达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⑧。2003年3月,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召开濒危语言国际专家特别会议,通过了《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⑨报告,同年召开的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虽然公约没有将濒危语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单列,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中写上了“口头传统和表达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的语言”⑩的表述。2003年,教科文组织还发布了一份立场性文件《多语世界中的教育》(11),重申了学习和使用多种语言,实施多语教育和保护语言多样性。2010年,教科文组织官网发布《世界濒危语言地图》(12)。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语言学家的倡导下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对濒危语言的关注、抢救和保护逐渐在世界范围开展起来,濒危语言成为语言文化领域的热点。

  严格意义上说,濒危语言的语言学研究还不是濒危语言的保存和保护,因为在“濒危语言”概念提出之前,语言学家按照惯例对现在认定为濒危的语言和其他语言进行了调查研究。换言之,如果濒危语言调查研究采用和其他语言一样的调查套路、描写框架和技术路线,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要对濒危语言予以特别关注和重视。然而,在谈到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历史演进时,我们却无法对濒危语言研究截然划分——将其中某些研究视为保存和保护的组成部分,而将另些研究排除在外。因为濒危语言研究的转向是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在划分中国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历史阶段,应当把以濒危语言作为对象的研究——尽管当时没有“濒危语言”名称——纳入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历史过程,并作为发展进程的前奏组成部分来叙述。

  概括地说,中国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经历了由少数民族语言学家率先开展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并大力宣传呼吁,然后逐渐影响整个语言文化学术界,并引起政府和社会关注,从而实施保存和保护行动这样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

  中国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发展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3):第一阶段从1992年至2003年,是濒危语言研究的启蒙和探索阶段。特点是学界对语言濒危问题取得共识,这种共识逐渐得到政府的理解和接受,语言学者开始尝试濒危语言的个案研究。第二阶段从2004年至2014年,是繁荣和转向阶段。特点是濒危语言问题得到媒体和公众的关注,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从而全面开展,学术界兴起了语言资源意识,并开始从纯语言学研究到保存和保护的实践转向。第三阶段从2015年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下文简称“语保”或“语保工程”)至今,特点是以国家政府为主导,实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本文总结中国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历史进程,对语保工程作基本评述,并思考“后语保”时期的若干问题。

  中国公众对濒危概念的认识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且通常与动物相联系,几十年来人们对“濒危动物、动物灭绝、保护动物”等说法耳熟能详。然而将濒危与每天说的语言联系起来则是九十年代的事情。应指出的是,早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学者,对五十年代国家语言普查未发现的或已知但尚未调查的少数民族“空白语言”(后称“新发现语言”)开展补充调查,期间已注意到这种现象:有的语言只剩下一些老人使用,中年人和少年儿童已不再使用,二三十年以后随着老人去世将完全消失。不过当时并没有将这种现象同濒危挂钩,就像人们有濒危动物和物种灭绝那样的意识。令人欣慰的是空白语言调查一直坚持下来,其中有些语言现在已没有流利的最后母语人,这些调查客观上保存了一些濒危语言的珍贵资料。因此广义上说,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空白语言调查作为我国濒危语言研究进程的最早源头是合情合理的。

  中国语言学家接触濒危语言概念是在1992年第15届国际语言学家代表大会,当时有5位专家参会,会后国内《民族语文》杂志(14)作了报道,濒危语言这个术语和观念首次进入中国语言学界。由于将濒危和语言联系起来是新观点,濒危语言是新名词,国内当时有语言学家对它表示不赞同。巧合的是,在美国,资深语言学家Peter Ladefoged发表了《关于濒危语言的另一种看法》(15)的文章,对Hale、Krauss等人提出的语言濒危问题也表示不赞同。不过,中国语言学家对濒危语言的态度并没有出现Peter Ladefoged和Hale等学者那样的批评和反批评辩论。(16)

  从1992年至2003年这11年间,中国语言学家通过田野调查、广泛交流研讨,对国内语言濒危状况有了共同认识,并且开始在濒危语言调查研究方面进行个人探索和合作研究。这个阶段出现了若干重要的研究项目、事件和成果。

  1996年至1998年,香港科技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合作开展“中国南方的濒危语言”研究,这是国内首个冠名濒危语言的项目。1998年教育部批准了博士点基金课题“西南地区濒危语言调查研究”(17),这是政府支持的首个濒危语言项目,表明政府承认少数民族语言濒危的事实,对相关研究予以认可和支持。这对濒危语言调查研究是重要的政治保障。

  2000年10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召开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就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和汉语濒危方言进行研讨。这是国内首次以濒危语言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标志着语言濒危问题正式进入语言学术前沿领域,成为中国语言研究进程的里程碑。

  这个阶段出现了两部重要著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研究》(18)和《濒危语言研究》(19)。前者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的行政、立法、司法、教育、出版、媒体、文艺、宗教、经济、信息等10种基本语域的语言活力值进行测量和分析。这种对一国之内全部少数民族语言活力的计量分析在当时属于领先的研究,为中国语言学者开展濒危语言调查提供了目标和实践指引。后者对国外濒危语言的研究作了系统介绍,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信息,并结合中国语言状况提出了对策建议,起到了语言濒危问题知识普及和兴趣激励的作用。

  在新世纪头几年,濒危语言问题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各种基金开始资助这类研究。例如,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濒危语言个案对比研究”2001年立项。2002年,国家民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别对一些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和汉语濒危方言的调查记录提供资助,先后对满语、赫哲语、畲语、土家语、阿侬语、西部裕固语、拉珈语、尔苏语等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开展调查,完成初步调查报告;同时对军话、站话、正话等濒危汉语方言进行了调查。

  1992年至2003年的世纪之交前后十多年是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启蒙和探索时期,由国外引入的濒危语言概念以及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的观点逐渐得到语言文化学术界以及政府的理解、认可和支持。正如徐世璇所言:“学界的观念和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对我国语言濒危现象的严重性有了清晰的了解,对濒危语言所引发的保护传统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达成了共识。”相关课题立项和一些濒危语言调查的初步实施,为濒危语言领域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04年是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历史进程第二阶段的起点。濒危语言问题在这一年正式进入公众视野。《中国青年报》《中国商报·新闻周刊》《北京科技报》《今日北京》等首都几家报纸报道了我国语言濒危现象,把此前只在学界关注的问题展现在大众面前,发出了传统语言面临消亡的警示。2005年4月,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广州市召开了主题为保护南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和文化的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研讨会,(20)广东省党报《南方日报》和《南方网》作了报道。(21)同年12月,广西壮族***南宁市召开了首届濒危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22)***党报《广西日报》以《少数民族语言需抢救》为题作了报道。(23)党报等媒体和公众关注濒危语言,有助于全社会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的意识觉醒,对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2004年至2014年是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全面开展和繁荣发展的10年,濒危语言调查研究成了语言学领域的热点,政府基金、大学研究基金、社会资金支持了数百个濒危语言项目,举办了几十个大小规模的濒危语言专题研讨会和研习班,发表了数百篇濒危语言研究论文和学位论文,出版了上百种濒危语言调查研究著作,开发了十多种濒危语言数据库,有的濒危语言社区还开始了语言培训和语言教学试验。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详列10年间濒危语言领域的全部成果和成就。总的来说,两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一是国家层面形成了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法律和制度体系,促进了濒危语言理论研究和保存保护工作的繁荣;二是开始了从濒危语言纯理论研究到保存和保护实践的重要转向。

  中国濒危语言研究、保存和保护的繁荣,很大程度得益于政府的务实政策和经济支持。

  2004年7月24—31日在北京召开了国际世界语大会(24),会上教育部官方代表(25)阐明了中国政府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的立场,承诺中国在促进人类语言文化多样性中负有责任。2010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规定“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权利。全面加强学前双语教育”(第九章“民族教育”第二十七条)。(26)2012年,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规定了语言文字领域的重点工作,其中就有“各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记录和保存(第十二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第十三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抢救和保护(第十四项)”三项重要任务。(27)2014年6月,中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苏州召开世界语言大会,(28)刘延东副总理重申了中国政府促进基于母语的多语教育、保护各民族语言、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的立场和决心。

  对濒危语言调查研究、保存和保护,许多国家都制定了支持政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濒危语言专家会议报告指出,“应把政府机构的法律文件(宪法、政策和法律)和是否贯彻落实区分开来”(29)。落实政策的重要标志是政府是否给予实质性的财政支持。据初步统计,2004年到2014年间,教育部、国家语委批准的有关濒危语言的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有40多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濒危语言项目有36项,国家民委支持的少数民族濒危语言项目有10多项,总金额超过1300万元。这期间仅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五省区政府社科规划办批准资助的濒危语言(方言或文字)项目就超过50项,总金额超过200万元。虽然无法统计各省区教育厅和各地高校自设的濒危语言课题数量和资金,但保守估计,濒危语言项目总量超过300项,总金额超过1 200万元。这就是说,10年间中国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濒危语言研究项目总金额超过3000万元。这些课题绝大多数由语言学者、高校教师和研究生承担和实施。

  此外,从2004年开始,国内有几位语言学者获得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汉斯罗辛濒危语言项目(HRELP)基金支持,参加了相关技术培训,这为我们学习国外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经验创造了机会,促进了我国濒危语言研究同国际学术界的联系。

  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领域第二阶段景象和特点是繁荣和转向。繁荣表现为研究队伍壮大,涉及语言众多,(30)形成了理论和实践流派。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是两个最大的语言学社团,(31)前者有230多名会员,后者将近400名会员。学会成员主要由大学语言教师、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地方语文工作者组成。汉语方言学会每年召开全国研讨会,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每2年召开全国研讨会。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每年有半数以上会员进行语言田野调查。迄今所有少数民族语言包括濒危和非濒危语言及方言土语都有过基本调查,调查成果有专著、论文和单点报告等。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代表成果有两大系列,一是孙宏开主编的《新发现语言丛书》,至今已出版47部著作,每部著作描写一种民族语言,47种语言中有45种不同程度的濒危语言(或方言),超过半数的濒危语言调查工作是这个阶段完成的。(32)二是戴庆厦主编的《濒危语言个案研究》及参考语法丛书,其《濒危语言个案研究》对5种濒危语言作了个案分析,参考语法丛书用参考语法框架描写少数民族语言,从2006年至今已出版14种,其中包括8种濒危语言。

  保存和保护是两个内容丰富的术语,它们涵盖了用传统语言学方法调查、记录、描写和分析濒危语言结构系统,也包括了用各种不同方法手段记录濒危语言口语,留存将要消失的声音和知识,还包含了采取行动以维持濒危语言活力,使它持续生存或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用“safeguarding”(保护、捍卫)这个词,其定义涵盖了认定、记录、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振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33)区分了保存和保护,前者定义为认定、记录和建档,后者定义为传承、传播。在法律上清晰区分保存和保护十分重要;应对语言濒危问题,区分保存和保护同样重要。它们既是对语言濒危问题的两种思考视角,又是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实践策略和技术路线。濒危语言研究者都会受自身对保存和保护的认识观所指引,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理论建构、价值取向和实践路线。

  中国濒危语言领域众多成果和成就所建构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活动,形成了两种流派范式:北京学派和广东学派,或称北方学派和南方学派。(34)北方学派主要由地处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以及中央民族大学的一批学者组成。其特点表现为,一方面选取濒危语言样本,解剖麻雀,探索其衰变、濒危和消亡的演进规律,有针对性地记录和描写濒危语言;另一方面,用语法框架以语言志叙述模式来记录和留存濒危语言资料。他们还重视濒危语言的话语记录,注重语料的语法标注。新发现语言丛书和参考语法丛书就突显了北方范式,因而可将这个群组称为濒危语言记录描写学派。关于这一学派,请参阅孙宏开、戴庆厦、黄行、江荻、徐世璇、李锦芳等人的研究。

  南方学派由地处广州的暨南大学、广州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高校语言学者组成。五岭和岭南是语言文化多样性程度最高的两个地区之一,(35)有“五岭民族语言文化生态走廊”之称。广东市场经济活跃,IT产业发达,使南方学派走了另一条道路。他们强调融媒体记录濒危语言资源和传统环境知识,应对语言濒危的最好策略是语言服务,创作和研发适应语言族群需求的语言产品,帮助语言社区营造语言生活氛围,改善语言生态,维持和增强濒危语言的活力。语档建设、语言服务、语言生态是其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可将南方群组称为语言生态和服务学派。关于这一学派,请参阅范俊军、邵宜、黄国文、屈哨兵、甘于恩、肖自辉等人的研究。

  第二阶段的另一特点是转向。转向并非一定要以濒危语言学术领域某个新奇的或影响深远的事件为标志,它是濒危语言学术领域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和道德论的一种渐进提升趋势。

  濒危语言调查研究的热潮也滋生了濒危概念的泛化和滥用。有些现象同濒危语言并不相关,但被牵强关联,濒危语言、濒危文字、濒危民族文化有时成了时髦的标签。应对语言濒危需要学术热情,但仅有热情则会冲动和迷茫。应当承认,濒危语言研究中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盲目介入、重复劳动、资源闲置和思想空乏。一种濒危语言先后几批人调查,都用《斯瓦底稀词表》《普林斯顿汉语方言词汇手册》(36)《方言调查字表》(37)等类似表格提纲重复记录,不见成果资料分享,也无新的内容和观点。笔者在广东博罗县畲族社区调研时得知,曾有六批学者到该地做畲语调研,畲族群众既未见到成果,也未感受到调研带来的益处。濒危语言社群对这类重复调研表示了不满。类似情况也见于国外。例如,美国原住民(印第安人)现在拒绝学者进入其领地调查,因为他们觉得学者只是利用资源,却没有为他们带来好处。(38)这种情况表明,满足个人旨趣以及低水平重复的濒危语言调查研究,无助于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教科文组织文件《语言活力和语言濒危》对语言学者、教育者、社会积极分子的角色、责任和义务都有明确陈述,但许多濒危语言研究者并不了解文件精神或未付诸行动。

  对濒危语言研究热潮中某些乱象的警觉,促使负责任的学者调整认识,思考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伦理,探索保存和保护的方法和途径,尝试有益于语言族群的实践活动。孙宏开(39)提出,对将要消亡的濒危语言应走保存路线,用多媒体保存传统文学、艺术、诗歌、戏曲等一切有声和形象资料;而对濒危程度较低的语言则走保护路线,为它们制定拼音或文字方案,作为书写、学习和传播工具;最终目标是建立和谐语言社会。(40)戴庆厦调研了几个少数民族多语社区案例后指出(41),只有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濒危语言才能得到有效保持。

  就濒危语言而言,语言学者的首要任务是科学有效地记录和保存濒危语言的资料,并使记录资料对语言族群有用,以促进濒危语言的学习、传承和传播。具体来说,就是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已有的濒危语言描写资料,设计拼音和文字方案、正字(词)法、教学方案和教学资料,而不是仿照某些新的描写框架,进行以语言学分析为目的的扩充调查,因为濒危语言的语言学描写和分析,无法实现濒危语言的保存和保护。英国语言学家大卫·克里斯托尔曾严肃地批评道: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学术教科书对于形成知识观点有重要作用,但不是跨越‘鸿沟’的路径;如果我们把匆忙出版学术著作作为跨越鸿沟的手段,那肯定达不到目的。我们必须转换视角。”

  可见,不应将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成果局限于撰写出版《XX濒危语言研究》《XX濒危语言语法》这类抽象的语言学专著,更重要的是要使研究成果能为濒危语言社群利用。例如,调研成果要能用于编写濒危语言课本、辅导书和乡土知识读本,供大众学习、使用和传播语言。上世纪七十年代,英国语言学者彼得·奥斯汀调查了澳大利亚一种濒危的土著语并出版了研究著作。几十年后该族群后裔想恢复传统母语,他们请教彼得教授:“我们想用您的书学习我们的语言,里面怎么没告诉我们说‘早上好、谢谢、不客气、您叫什么名字’呢!”这个事例对濒危语言调查记录有重要警示作用(42)。事实上,目前大多数濒危语言的调查研究成果都是抽象的语言学描写和分析之类的专著,它们无法适应濒危语言族群传承和传播语言的基本需求。

  濒危语言调查研究应当转向。为何调查和研究濒危语言,为谁保存和保护濒危语言,如何实践才能保存和保护濒危语言,怎样才是有效的保存和保护,这是贯穿濒危语言理论和实践的基本问题。有关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研究,应重点关注活态口语的数字记录,开展技术和传播的跨学科合作,开发高效的语料记录工具,建立多媒体语档(43)和数字博物馆(44),开辟多种教育传播通道。为此,我们曾举办中国濒危语言记录和立档技术讲习班,面向濒危语言学者和社会志愿者开展濒危语言保存和保护的理论和实践技能训练,倡导和推动濒危语言研究的思想观念、社会实践、跨学科协作和方法手段的转向。

  另一个转向是实践。濒危语言的保存和保护是为濒危语言社群服务。其实,随着濒危语言调查研究的推进,已有学者意识到,继续沿用传统的语言调查模式和研究路线,将严重偏离各民族的当代语言生活,因而当前迫切需要将工作重点转到为濒危语言社群提供语言服务上来。基于这种理念,我们自2010年起在畲族社区开展双语教学实验,参与社区小学教育计划,为濒危语言社群提供语言服务,取得了良好的实效。

  这个阶段的2014年10月在云南省玉溪召开了第四届中国云南濒危语言遗产保护研讨会,会上民族语言学界的专家和濒危语言项目负责人对我国濒危语言的保存和保护工作进行了研讨和规划,达成了《玉溪共识》,(45)向社会各界宣告了五点建议。这一年是承上启下之年,接着迎来了中国的语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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